40万人离开京津冀,长三角增量“腰斩”:快播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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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,各省份陆续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,在“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”的大背景下,地方人口数据变化尤为引人关注。

在已公布的23个省份中,浙江以净增37万人位列第一,因“人口第一大省”广东尚未披露数据,其能否蝉联“人口增量冠军”还有待确认;湖北、安徽以净增14万人并列第二,江西则以10.58万增量排在第四位,紧随其后的江苏、广西净增人口也突破两位数,达到10万人。

总体来看,虽然目前已有6个省份实现两位数人口增长,在不算上广东的情况下,已追平2021年。但锐减的增量数据,直白地暴露了各地的人口压力——

一方面,2021的增量“佼佼者”纷纷被调减。除浙江增量接近减半外,湖北、江苏、福建人口增量分别减少40.74万、18.1万、25万,广西减少得最少,增量从18万回落至10万。

同时,从区域来看,回调趋势同样明显。其中,长三角2022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年间首次跌破100万人,实际仅增加47.46万人。而京津冀的情况更不容乐观,继2021年减少29.84万人后,2022年人口流失规模进一步扩大,达到42.3万人。

按照学界的观点,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,将会持续较长时期。这意味着,吸引人口保持机械增长将是接下来地方竞速的发力重点,而继2017年“抢人大战”推动具有一定学历和技能的人口基本实现“零门槛”落户后,新一轮“抢人大战”是时候开始了。

长三角:增量跌破50万

截至目前,23个披露数据的省份中已有16个人口自然负增长。其中,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甘肃首次由“正”转“负”,北京则是在2003年短暂出现负增长后,20年间第二次负增长。

对比来看,2021年人口自然负增长省份一共是13个。当然,越来越多省份开启“负增长”状态,并不令人意外。正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所言,当生育更替水平低于2.1,“一定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走向负增长”。

自然增长乏力,机械增长成为地方“稳人口”的主要办法——通过吸引外来人口,实现人口净增长。上述研究员提到,上海、江苏等地虽然此前执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,但通过大量吸引外来人口,在人口规模上一直表现不俗。

数据显示,2021年上海、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,分别为-0.92‰、-1.12‰,浙江、安徽保持正增长,但也只有1‰、0.05‰。在这样“紧平衡”的状态下,长三角全年净增人口达到109.21万人。

到了2022年,安徽也转入自然负增长,“-0.93‰”对应减少5.7万人,而浙江自然增长率也已逼近临界线,自然增加人口仅0.3万人。也就是说,在浙江、安徽全年净增人口中,分别有36.7万、19.7万是“受吸引而来”。

需要强调的是,长三角作为经济高度活跃的地区,长期保有较高的人口吸引力,过去十年间,区域内常住人口增量规模一直保持在100万人以上。但2022年三省一市净增人口仅47.46万,创历史新低。其中,上海人口减少13.54万人,为10年间人口减少最多的一次。

京津冀:减量超40万人

京津冀的情况更不容乐观。继2021年负增长29.84万人后,2022年人口流失规模扩大至42.3万人。

具体来看,北京已连续六年常住人口“温和”负增长,2022年人口减少最多,为4.3万人;天津则连续两年净减少人口规模在10万水平;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河北身上,继2021年减少15.84万人后,2022年流失规模接近翻倍,达到28万人。

从增长构成来看,京津冀2021年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.96‰、-0.93‰、-0.43‰,2022年北京也转负(-0.05‰),天津尚未公布相关数据,河北则进一步扩大至-1.71%。由此计算,在河北去年减少的28万人中,自然负增长12.7万人,意味着还有15.3万人净流出;北京自然减少0.1万人,人口净流出规模则达到4.2万人。

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受访时指出,随着京津冀在全国大盘中经济份额减小,在此背景下,就业岗位变化势必会影响人口流动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2年京津冀占全国GDP比重为8.29%,而2012年这一份额为9.5%,十年间呈现下降趋势。对比来看,同期长三角占全国GDP比重保持相对稳定,2012年为23.7%,2022年为24%。

有观点认为,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吸纳人口的主力,2014年开始主动“减量发展”后,常住人口减少是一个必然结果。但如果河北“兜不住底”——除了就业岗位,还有营商环境、公共服务品质,都会影响普通人“用脚投票”的选择,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的人口规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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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,在以“动批”为代表的北京商贸服务业外迁过程中,河北承接了大量人口,2014年至202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22万人。但其中一些产业远离了北京又很难存活,打工人“往就业岗位多的地方去”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
一位人口学专家也提到,京津冀的经济分布结构与长三角、珠三角很不一样,除北京外,其他两个省份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弱,而北京又更倾向于“高精尖”,如先进制造业、高端服务业,但从人口结构看,“现在流入流出的人口中,高端人才毕竟是少数。”他提醒道。

江西贵州由负转正

从2022年各地常住人口的变化中,还可以看到,产业发展已成为一些地方“扭亏为盈”的主要筹码。

以江西为例,常住人口增量由2021年的-1.46万人转变为2022年10.58万人,这里面,自然增长仅1.1万,机械增长达到9.48万人。

内蒙古的情况相似,常住人口增量由2021年的-2.8万人转变为2022年的1.17万人,不同的是,其自然增长人口仍然为负,减少5.4万人,通过吸引6.57万外来人口,方才实现“转正”。

陈耀表示,江西这两年“涨势”不错,把稀土、锂矿等战略性资源的优势发挥了出来,在培育新能源产业上有不错表现,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,而内蒙古除了畜牧业外,能源基地建设、“东数西算”工程等布局,都为其吸引外来人口提供了支撑点。

不过,另外两个“转正”的省份,形势仍颇为严峻。

其中,贵州常住人口增量虽然由2021年的-6万人转变为2022年的4万人,但具体来看,其人口自然增长就有14.3万人——是已公布人口数据的省份中自然增长量最多的一个,也就是说,贵州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,留下“自己人”。

而甘肃2022年净增2万人,其中包括机械增长人口2.1万,但在陈耀看来,甘肃尚未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动能,产业上缺乏亮点,还将面临比较困难的人口外流局面,“一个年度的数据不能说明问题”。

显然,经济和人口是联动的。数据显示,贵州人均GDP曾长期排名全国最末,在2015年、2017年、2018年连续超越甘肃、黑龙江和广西,排名升至倒数第四,而甘肃在被贵州超越后,至今排在最后一位,2022年人均GDP仅4.5万元,约等于浙江人均GDP的38%。

该拿什么吸引人口?

长三角是不是在“虹吸”京津冀的人口?目前披露的数据还不能直接证明这一点,但在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发展思路下,细分行业向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也愈发明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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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,根据第三方招聘平台数据,杭州日前放话“吸走”了北京和上海的人才,而流入杭州的人才中,有近三成进入了“IT\互联网\游戏”行业——杭州的优势领域。(猜你想看:《“虹吸”京沪?杭州离一线还有多远》)

在陈耀看来,区域格局中,产业分工和岗位多寡是影响就业人口转移的关键。他强调说,一个地方的吸引力有多大,取决于区域内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品质。特别是随着Z世代走向社会,地方政府更需要研究当代年轻人的需求,有针对性地提供供给。

按照受访专家的观点,鼓励支持生育的效果并不能很快显现,在2017年那一轮“抢人大战”拉平了绝大多数城市的落户门槛后,接下来应该拿什么吸引人口保持机械增长,是考验,也是机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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